5月13日上午，伊甸圆二二二三三三区18建院46周年学术周特邀报告会在黄宜弘楼502报告厅举行。特邀嘉宾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周川教授为我院师生作了题为《马丁·特罗理论在中国的际遇——兼论教育理论与教育政策的关系》的学术报告。众多学术界同仁、教育研究院校友及师生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参会。会议由院党委书记刘振天教授主持。
报告会伊始，周教授介绍了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要点。马丁·特罗基于整体观和历史观的角度来看待高等教育的数量增长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发展阶段论和量变导致质变论。前者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50%为准划分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后者提出了“性质、培养目标、课程、教学方式、学习方式、机构、学术标准、入学标准、管理体制、内部管理”十个方面的质变。
其次，周教授剖析了大众化理论在中国的不同际遇。他通过介绍中国学术界的大众化理论译介情况，得出学术界对大众化理论呈现出“由少到多，由冷趋热”的特点，并依次分析了90年代前及90年代后官方政策对大众化理论的回应，指出1996年6月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会议决定的“大幅度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规模”的顶层设计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带来了转机与新际遇。之后，“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成为了高等教育领域的流行词，还进入了我国重要政策文本并成为战略目标。
随后，周川教授讨论了大众化理论在学界的争议。他指出，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反例。一方面，中国高等教育经过超常规增长而迅速进入到大众化、普及化阶段之后，其“量变”并没有在马丁·特罗理论中的十个方面产生明显“质变”。另一方面，“量变导致质变”并未能很好地解释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独特方式，而只是根据欧美特定背景中的高等教育做出的“想象和判断”。
最后，周教授探究了中国教育理论和教育政策之间的特殊关系。他指出，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显示出教育理论和教育决策在中国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是由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决定的。要改“紧张关系”为“友好关系”，根本取决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取决于高等教育管理方式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周川教授的报告深入浅出，精彩详实，受到线上线下师生的热烈回应。在讨论互动环节，他与师生就“大众化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大众化理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高等教育反大众化”“学科与政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刘振天教授在总结中指出，周川教授从经典问题出发，讨论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联问题，对深入探究高等教育自主知识体系、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很强的启发与指导意义。
（图：曹呗宁 文：谭子妍、谢瑜静）
